自幼家境贫寒，小小的心灵却在文学中得到了慰藉。学了外文，一心想当个译者，沟通中外之文化。1978年从“文化大革命”封闭十年后刚刚打开的门缝中挤了出去，在法国进修一年。十一届三中全会就在这时召开，改革开放的春风拂面而来。1979年回国后，一次散步遇到金克木先生。他告诉我：“现在又开始出书了，你应该赶快与出版社取得联系。”我于是冒昧地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外编室写了一封信“毛遂自荐”。不几日即有回音，约我去面谈。去了，交我“古”、“今”两篇文字，让我“试稿”。回家一看，“古”的是巴尔扎克，《十三人故事》；“今”的是让－保罗·萨特的戏剧《苍蝇》。我先译了《十三人故事》中第一篇《行会头子费拉居斯》中儒勒夫人临死前写给丈夫的信，寄了回去。正在琢磨萨特时，便有电话告知：已通过试稿，另一篇不用译了，可将《十三人故事》中前两篇译出，准备出版。就这样，我走进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约稿译者的行列，走近了巴尔扎克。看来我与巴尔扎克有缘，冥冥之中有一股力量将我推向这位文学巨匠。
1980年，《费拉尼斯》与《朗热公爵夫人》译好了，等待出版。这时出版社又嘱将第三篇——《金眼女郎》译出，说有的专家认为，三篇只译两篇，不完整。可见最初决策时，出版社的思想还不那么解放，因为《金眼女郎》描写的是病态的激情。于是再遵命将第三篇译出。1983年，《十三人故事》终于面世，是我们的第一部译作，当时的欣喜之情难以形容。出版后反映良好，更为我始料不及。此后该译本被收入《巴尔扎克全集》（下称《巴全》）（第十卷）《巴尔扎克选集》（十卷本中之一卷）及《人间喜剧》（第十卷），这是后话。
1984年，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出版三十卷的《巴全》，我也就“自然而然地”进了“编校组”，不仅先后承担了十一部小说（总字数为170万左右）的翻译任务，而且校改其他译者的译品（总字数为70万字左右）。后来又承担了最后几卷“杂著”总量的三分之一，约51万字。如今，历时15年，《巴全》出齐，共三十卷，一千二百万字，真是一项浩大的工程。回忆自己为此献出的时间和精力，感到十分欣慰。更重要的是，这十几年中，自己经历了从走近巴尔扎克到走进“巴尔扎克”的过程。
《巴全》工作开始后，我认真研读了巴氏的大部分著作，也读了不少巴学著作，一步步靠近巴尔扎克，仔细揣摩他的风格。我发现，巴氏是观察社会、分析社会、刻画人物、塑造形象的高手。在这方面，他将小说这种艺术形式推到了一个巅峰。但是他的文笔有时比较匆忙，有病句，有些细节前后也照应得不够好（例如一个人物前面是三十岁；过了数年，又变成二十多岁了）。这可能与他的个人生活方式有关；他常常先拿了出版商的钱，然后在急于还债的情况下创作。为了保持创作的高速度，整夜站着写作，不断地喝咖啡提神。所以，他不像福楼拜那样在文院上精雕细刻，也没有听说他的哪一部著作反复修改多少次。我在翻译中极力避免“美文”风格，还巴尔扎克以本来面目。这是一。其次，我在一段文字中不作前后次序的调动，基本上按照巴氏的思路译出。我认为，翻译一部作品，除了将“故事”译出以外，译者也担负着向读者介绍原文作者的思考、表达方式，介绍原文作者所在国度、所处时代的风俗习惯、风土人情的任务。这是一个外国人而不是一个中国人在讲话。所以，第三，对一些成语、谚语、比喻、典故等文化积淀尤其深厚的东西，没有外国文化背景的中国读者理解上会产生困难或隔膜感。这时，常见的做法有二：一是将原文独特的表达法去掉，译成相应的中文大意或相应词语；一是原原本本译出，加上诠释以帮助读者理解。我用的是第二种方法。用这种方法费时费力，要查找许多工具书、参考书。例如与《圣经》和古希腊罗马神话相关的典故与成语，当然不容易。但为了向中国读者介绍外国的文化，应该一丝不苟地去做。这些地方读者读起来可能不是那么顺，但是细心的读者会得到不少信息。
《巴全》将巴氏作品全部序与跋纳入一卷中，由我译出。我将有关的作品全部仔细读过再动笔。《杂著》是巴氏未出名之前的早期著作，涉及的面极广，作者思想未完全成熟，风格亦未“老到”，十分难译。为此，我到法国去了四个月，钻到法国南方古城阿尔国际文学翻译家中心的图书馆里，大部大部的《十九世纪法语词典》铺满了我的桌面；剩下的问题再回巴黎向巴学家请教；我研究法国和巴黎的历史、风俗史（巴氏笔下有大量对十九世纪二、三十年代巴黎某些街道、某些店铺的招牌、商品等等的详尽描写）。渐渐地，我觉得自己走进了巴尔扎克的世界，我和他一起徜徉在1830年左右巴黎的街道上，与他一起走进贵妇人的沙龙，听到他内心的独白及与那些贵妇人的对话，体会到他的嘻笑怒骂，熟悉他的表达方式了！啊！译者这个职业，是多么了不起！常听人说起它的苦，却少有人说起它的甜！我常常忘记了它的苦，而充分享受它的甜，也愿意分享读者跨越语言障碍读到巴氏著作的快乐。
这十几年中，为了全心全意投入巴氏著作的翻译，我拒绝了数家出版社的数项约稿，包括我钟爱的普鲁斯特《追忆似水年华》的翻译。不过命中注定我与普氏有缘：中途有人放弃《在少女们身旁》的翻译，这部获龚古尔文字大奖的佳作又得以回到我的手中。讲起来这又是一个故事了。
这十几年中，也有人劝我放弃巴氏，其中就有法国文学研究会第一任会长、法国文学专家、现已仙逝的罗大冈先生。罗先生多次对我说：“袁树仁，你不要译巴尔扎克了。巴尔扎克是个老粗。你的气质、你的文学修养适合去译普鲁斯特。”我没有抛弃巴尔扎克。相反，我从罗先生的话语中汲取积极的东西：尽量不要将巴氏译得纤细，而是粗壮。我的印象是，读过《人间喜剧》中我的译作的读者，并不曾发现我将巴氏女性化。读者写给我的信中，都把我当成是男性，也许可以证明一二。
当然，与电影一样，翻译也是一种遗憾的艺术。在法国南方地中海之滨的阿尔城，来自世界各国的文学翻译家聚集在国际文学翻译家中心。有一次，我与他们谈起这个问题，我说：“我的译品出版后，常常第一页没看完，我就会指着好几个地方说：‘呀！这里我本来应该’……‘噢！那里，我本来可以……’”在座的朋友们说：“苏珊娜（我的法文名字），你算是勇敢的，我们连看都不敢看……”
《巴全》在巴尔扎克二百岁的时候在十二亿人口的大国第一次用中文出齐了。我译的二百二十万字在这里等待着专家与读者朋友的批评与指正。如果有时间，真想将这些篇什一一重译一遍……
1999．4．1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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